《系统分析与目标管理》。克利兰、金，1974 年
人们习惯于把系统概念在与规划相关的管理职能上的应用称为系统分析。要指出的是，遗憾的是这一领域（其实不只这一领域）存在着语义上的“丛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同一个现象或概念。例如，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分析管理领域各种过程的人，把“系统分析”“运筹学”“作业分析”“费用—成效”或“投入—收益”准则分析等术语当作同义词使用。另一些人则试图划分出由上述术语所界定的专门研究领域。
如果把兴趣放在理解系统方法的含义与内容上，而不是放在弄清由上述某个术语所界定的活动类型的内容上，那么这种语义上的混乱不会造成太大困难。由这些术语所指称的一切活动都有共同的要素，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应用范围和分析的目标。正如我们下面将会发现的，在这里更有益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过程本身、即它的方法论上，而不是集中在它的目标与应用范围上。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同时考察作业分析、系统分析、“费用—成效”准则分析等的原则性要素，因为它们的性质确实是同一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寻找精确定义的事情，留给那些在具体特殊条件下工作、并认为精确界定这些术语的内容对自己有益的人。
要理解习惯上称为“系统分析”的这套方法论的内容，首先必须弄清所分析问题的性质，因为系统分析的用途正在于分析规划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就其性质而言，系统分析是一个科学过程，或者说是一套方法论。可以用其基本要素的术语与概念来界定它。从系统分析立场出发的途径预设：
- 对那些导向达成所期望目标的备选行动，作系统的研究与相互比较；
- 按每一备选方案所耗资源的费用与所获收益来比较各备选方案；
- 计入并详细分析各种不确定性。
要理解系统分析的实质、它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与位置，首先必须对问题的原则性内容、它最重要的要素以及解决它的原则有清晰的认识。
系统分析是一套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它采用对备选方案的系统研究与比较，而这种比较是在实现备选方案所耗资源的费用评价与由此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作为这一研究的组成部分，必须深入分析那些未来实施的决策所固有的不确定性。
尽管系统分析在解决问题时常常同时使用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但不应设想系统分析与复杂的数学工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最复杂的问题往往并不借助任何比中学数学更复杂的东西就得到了分析与解决。人的判断在系统分析中的作用常常被完全误解。系统分析只是对决策者基于经验与直觉所作判断的补充。而且在一系列情况下，判断在系统分析中被运用得比决策者本人所能做到的有效得多。
让我们来看看系统分析实际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固有的局限。是不是任何问题都需要科学分析？是不是解决任何问题都要用它？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系统分析原则上有助于解决规划阶段管理中遇到的战略性问题、与计划实施阶段相关的战术性问题，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然而到处都用它是不明智的。
有些问题就其性质而言相对简单，不需要任何深入分析。如果决策者站在路中央，一辆汽车以每小时 60 英里的速度朝他冲来，他显然处在需要作出决策的情境中。他迫切的愿望是避免受伤；为此他至少有两个备选方案——跑向路的左侧或右侧。任何长时间的思索或分析，显然都会带来完全不符合他愿望的结局。这一情境需要迅速而准确的决策。这类决策就其性质而言是旧式领导者的典型决策，而作出这类决策的能力正是这种领导者的长处。这种性质的决策构成战斗指挥的基础——在那里，赢得战斗的可能是率先采取主动的人，而不是选出最佳方案的人。对于这类对时间极为敏感的战术问题与军事问题，决策的速度是关键参数，因为情境的最终结局更多取决于行动的快慢，而不是取决于究竟选了哪个备选方案。在这类情境中，战术层级的指挥员解决问题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经验与直觉。
在解决战略性问题时，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民用领域，条件都是这样的：决策的结果关键取决于对情境的理解程度。换句话说，行动的最终结果受所选备选方案性质的影响，远大于受行动快慢的影响。这类决策的特点是存在不确定性、可能的备选方案数量无穷，以及资源的使用将发生在未来、而且往往是相当遥远的未来。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些决策类型，它们介于对时间敏感与对情境信息敏感之间，并不需要深入分析。在既定总方针范围内日常作出的例行决策，就是既不需要多大匆忙、也不需要在认真分析上花费成本的决策的例子。
系统分析是传统科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既然数与度构成自然科学的基础，系统分析也就被看作一种定量分析方法。系统分析确实常常运用数学工具来表述和解决问题。因此应当确定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既然定性分析问题的方法早在大多数定量分析方法产生之前就已被使用，那么显然就需要论证在决策拟定中运用定量方法的正当性。
为了论证运用定量分析来帮助决策者的必要性，并表明它们远比看咖啡渣算命或抛硬币更可取，讨论的对象应当被置于另一个基础之上，而不是置于关于科学天生具有种种美德的论断之上。科学同我们这个复杂世界中的其他一切一样，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因此它的方法可接受与否，不能仅仅以它存在为理由来论证。当然，可以指出科学方法在军事与工业领域决策拟定中相当成功的应用，并指出随着科学知识发展而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可能性。应当承认，过去作为科学分析直接结果所获得的收益极为可观，而这大概正是足以论证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证据。
要把我们的论证再推进一步，应当设想：掌握同等数量输入信息的，既可能是武装了科学方法的分析人员，也可能是算命者、赌徒，还有那些依据直觉分析作决策的人。但科学的决策拟定途径提供了额外的优势，因为它保证了分析的逻辑性与决策的有据可依。完全主观的途径给不出这样的保证。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把科学过程看作决策者所实施的主观过程的补充，那么运用它们不会失去什么，倒是可能有所收获。
科学分析是一个逻辑过程，其中要用到铅笔和纸，有时还要用计算尺、计算机。无论如何，科学分析要求清晰地表述（并且记录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初始假定、推理逻辑和结论。这意味着科学分析的过程总是可以复现和检验的，甚至在决策已经作出、其实施结果已经知晓之后也是如此。这就使人能够评价分析程序的质量。如果分析的有用性与价值得到证明，那么这一程序今后还可以使用，并对最终结果的质量有把握。纯粹定性的途径没有这样的优势——当然，如果不算决策者从尝试与失误的结果中学习的话。
然而，科学分析的潜在优势绝不贬低主观判断在决策拟定过程中的作用。科学途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抽象性，即把决策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的某些方面排除在考察之外。把一系列方面从系统分析中抽去，意味着严格科学地研究的只是现实问题的一部分。决策者如果希望决策是最好的，就必须随后把科学分析的结果，同那些本质的、但无法定量确定、因而不可能成为形式分析组成部分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完成决策拟定过程的这一部分时，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直觉与经验，其程度不亚于传统类型的管理者。这两种途径的区别在于：运用科学方法的决策者，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并在各自最能带来好处的地方运用它们。
难以在形式分析中计入的因素，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士气因素。在任何问题的解决中，某一行动对人们士气状态的影响，对组织的成效具有不亚于、甚至大于任何可定量刻画因素的意义。然而士气因素的作用难以测度和定量评价。这时分析者可以先撇开组织的士气状态来表述并解决问题。决策者的课题则在于把先前获得的形式分析数据，同他自己对各形式备选方案对组织士气影响的评估结合到决策中去。这将使他能够确定在他看来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那个备选方案。这个备选方案可能与形式分析所得的方案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所考察的例子中，形式分析的价值在于：它计入了除士气状态之外的一切因素，从而使决策者能够把自己作判断的能力集中在那个需要他个人评估的要素上。
如果没有事先的形式分析，决策者很容易只集中在那些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上，而对士气因素这个只能靠主观判断才能正确评价的要素给予的注意不足。
我们对战略决策以及科学分析的形式方法在其中应起何种作用的评价，看来相当简单。我们把分析过程看作一种逻辑的、有实质内容的方法，其实质在于把复杂问题的相当一部分归结为简单的结果，管理者可以把这些结果连同其他因素一起用于拟定更好的决策。这使他能够把分析手段集中在问题中运用这些手段最有效的那些方面。这样的途径能够最有效地把形式分析方法与非形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综合的途径极有可能比纯主观的决策拟定途径好得多。
解决问题的形式途径必然包括确定现有备选方案中哪一个最好。寻找最佳解的过程称为最优化。因此，最好的备选方案就是最优备选方案。在解决与巨大不确定性相关的复杂问题时，系统分析的发展水平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最优化无法达到、甚至无法着手。换句话说，即便按寻找最佳备选方案的思路来思考，也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
系统分析中的全局最优化之所以不可能，至少是因为并非所有判断都能定量表达。能够定量表达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谁要是坚信对所分析的问题抽象模型所得的解对现实问题也必定成立，他就注定要出错和失败。而且，既然系统分析的对象通常是复杂的，那也远非总能很好地理解它们的结构。
分析系统的人应当清楚地明白：他所表述并写在纸上的问题已经不是现实问题了。这是人为的问题，只是（但愿如此）与现实存在的那个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只能推测，这个人为问题的解对现实问题的决策者是有用的。应当始终记住这两类问题之间的区别，因为想把“纸上的解”直接用到现实问题上的决策者或分析者，有时可能大失所望。
在现实条件下，刚才所述的抽象过程往往是不可能的。分析者可能发现，他对系统结构的理解如此有限，以至于他所能实现的任何形式表示，与现实的相似度都非常小。在这种处境下，他无法选出最好的行动方针。然而只要设想一下，形式分析的替代物将是完全主观的途径，那么对于正确运用的形式分析之相对价值的疑虑就开始消散了。
人就其本性而言，无法穷尽地理解那些需要计入许多相互作用因素的复杂问题。任何形式分析、甚至只是作形式分析的尝试，其价值通常至少在于：它迫使决策者去思考最主要的东西，并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虽然分析系统的人在最终分析中无法毫无差错地告诉决策者怎么做才对，但分析这件事本身就要求他列出各备选方案，并提出他究竟追求什么的问题。而且，决策者会清楚地了解到，为作出合理决策他应当知道些什么。即使他并不知道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并不掌握全部必需的信息，仅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通常也能为作出决策提供更好的基础。这使他在作决策时可以选择谨慎行事，或者冒险一试并寄望于好的结局。应当强调，如果必需的数据缺失，那么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可能促使人去寻找缺失的信息并加以运用——即便不是用在当下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用在将来其他类似的问题上。
我们已经提到过判断在决策拟定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了它们对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是那些用分析方法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不过判断的作用并不限于上面所描述的补充功能。以“决策论”著称的那套分析原理框架，把判断作为决策问题形式分析的一个要素纳入其中。
人的主观判断以两种方式进入形式分析过程：或者作为概率判断，或者作为权重评价。既然大多数所要解决的问题都与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关，那么评估未来事件的概率就成为必要。这类评估最好基于经验来作出。因此，对结果的评价成为所解决问题形式分析的必要要素。系统分析一个宝贵的性质在于：这两类判断被彼此独立地加以考察和研究，而在决策者的意识中它们往往是混在一起的。